个人网站的初级阶段

       五四来临，《中国青年》杂志回顾了２０年前一场大讨论。有人说它代表一代人的觉醒，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精神启蒙，它一度也险些被当作"精神污染"的典型进行清算。它曾让当年千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也让千万今天的中年频频回首…… 　　我敢断定，今天仍有上百万的人珍藏着这期杂志！因为珍藏它，是珍藏一页最激动自己的青春，是珍藏一份刻骨铭心的共鸣，是珍藏一段惊涛拍岸的心旅。　那就是１９８０年５月的《中国青年》杂志。　２０年前的那个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不经意中翻开它。他们猝不及防地发现，他们翻开了一片电场、一声惊雷、一阵震撼……那就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是一封饱含着人生经历的痛苦和创伤的信，那交织其中的沉重、幽怨、郁闷、诚挚和激愤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仍然令人动容--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 晓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巴尔扎克……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我）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编辑同志……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 《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潘晓之一自述：哭着笑着骂着唱着走过来
　　　　　　　　　　　　　　　　　　　　　　　　黄晓菊
　　 生命不断，梦不断。我想，"潘晓"的话题也许可以结束了。但"潘晓"似的思考却永远不会停止。只要有青年，只要有生命，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哭着、笑着、骂着、唱着走下去！ 　　
　 　　遭遇"讨论"
　　２０年前，因严重的关节炎，我住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就是在那里，我接受了《中国青年》杂志马笑冬编辑的约稿：把自己对人生的思考与困惑真实地袒露。
　　也许，我观察社会和生活的角度，跟我特殊的经历有关。50年代初，我母亲赴内蒙支边。我是她和当地一名解放军连长的大女儿。由于营养不良，我患了小儿佝偻病，被母亲送回外祖父家抚养。自此，一岁半的我就再也没感受过母亲温暖的怀抱、父亲宽厚的肩膀。什么是家庭？什么是父爱母爱？在感情和心理上我始终没有"家"。所以，我似乎天生就没有大多数人所谓的"正常"，天生就有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和无以名状的"愤怒"。
　　同龄的好朋友对我的痛苦给予过真切的同情，但说不上理解；社会的说教空洞虚伪而令人徒生反感；从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革"爆发，更没机会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豁达与智慧；严重的关节炎使我步履维艰；低陋的街道小厂里与一群残疾人为伴……这些就是我当时所处的主客观环境。
　　我曾一头扎进文学名著以图忘却身边的世界；我也曾啃过叔本华、萨特，寻求拯救的良药；更曾倾情地投入爱情，想被人牵引，让心靠岸。可是，我想寄托却无以寄托，想倾诉却无从倾诉……
　　就在这时，《中国青年》找到了我。作为"潘晓"的一员，我倾吐了长期抑郁的心声。虽然那声音并不和谐悦耳，但人们原谅了它的率真、接受了它的坦诚。
　　回首往事，我想，那场讨论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它找到了什么答案，更主要的在于它第一次打破了长期的禁锢，引发了人们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认识，对自身价值的深沉思考 。
　　那场讨论大约持续了１０个月，寄给"潘晓"的６万多封信都由编辑部统一处理，我本人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我被深深地触动着，很多时候读信读得我泪流满面。即使是那些指责"潘晓"是利己主义的边防战士的信也让我感动。其实，赞同或反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颗颗心恳切而真诚。都说知音难觅，而我在"潘晓讨论"这个特殊的机遇里，觅到了很多很多！

　　 失业
　　我渴望改变环境，渴望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杂志社了解我的愿望后，帮助我调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但不久我就发觉，在这里我并没有被接受。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自己的可能，甚至没有人可以交流。
　　很偶然地，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资料员，我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民族所的图书阅览室，窗明几净。在那里，虽说我干的只是些查书送报的活，但我自得其乐，因为我看了不少好东西、新东西。可惜好景不长。"潘晓"之事传入民族所后，我感觉领导看我的眼神开始怪怪的。也许领导认为，出轨的思想和言论会对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威胁吧？而且，我也的确不太听话，喜欢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于是，当所里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头一个被停聘的便是我。
　　我的"罪状"有若干，大部分现在都记不得了，但其中一条似乎有"贪污"之嫌："外单位订购杂志款１９.８０元，待领导问其索要时才从抽屉里拿出来。"（拿出来的其实是汇款单，而不是"款"。）还有一条是"利用工作之便，超范围订阅杂志，私藏好材料，并用公家复印机复印后据为己有。"
　　我当然不服气。难道那些"搞学问"的整本整本地复印材料就全是为工作需要？而我印几篇文章就错到该逐出所门？况且我刚离婚只身带着一个３岁的儿子，没有安身之地，从起码的人道来讲也不至于赶净杀绝吧？经过一番上蹿下跳的申辩和抗争，我还是失业了。
　　"饭碗"被打碎了。生活怎么办？儿子怎么办？我无助，我忧虑……
　　我把儿子送进了全托幼儿园，然后出走海南去谋我们母子的生路。这件事我不知该怎么跟只有３岁的儿子解释，便采取了一个最蠢的办法：悄悄开溜。
　　在北京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我满脑子都是儿子那双期盼的眼睛和挥动着的小手。至此，我那种跟"学问人"在一起能提升自己生命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

　　 漂泊
　　一个床位，一张"记者证"，一本电话簿，我成了《海南特区报》的"记者"。没有工资，一个广告提成２５％。我背起厚重的电话簿，走进海口多雨的天气，敲开一扇扇并不友好的公司大门。"不搞不搞（指做广告），走，走，走……"我像要饭的一样被人轰出来……
　　记忆中，我只做成过一次广告。那个广告总额５０００元，按提成比例我应得１２５０元。但没想到的是，当那个云南小伙把钱递到我手里时，只剩了７００元。他告诉我：公司地址是我帮你查到的，给社里的广告申请表是主任教你填的……
　　我用自己在海南挣到的这第一笔钱买了返程票。这７００元钱不多，对我却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我开始"体制外人生"后淘到的"第一桶金"。
　　在北京下了火车，我连行李都来不及放就冲进了幼儿园。老师告诉我：你儿子不知中了什么邪，公园里拣的小石头、小花小草、乱七八糟的东西全往鞋里头塞。没收几次，还是改不了。有一次他把两块糖藏在衣袋里化成了一疙瘩，粘得到处都是。问他为什么藏东西，他说他要给妈妈留着……我听得心如刀绞。
　　我真的不应该再离开孩子。可是，为了我和他的生存，我必须离开。民族所发的"待聘"工资只限时半年，他爸爸每月给的４０元抚养费还不够一周的入托费。除了第二次出走，我别无选择。我决定去深圳。
　　在深圳求职并不顺利。开始，我想找个文化单位，但我的学历很难迈进这一行的门槛。退而求其次，我想找个商贸公司。可我从未搞过经营，再加上３０多岁的年龄已没有优势。奔波一个多月，鞋跑烂了两双，我一无所获。
　　怎么办？打道回府吗？我开始有些动摇。正在这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不是你想找工作？有个给日本人搞家的活你干不干？"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来深圳前，我有过许多设想，甚至连找个羊毛衫厂重当女工的打算都有，就是没想到要去"搞家"。我长这么大，没见过一片属于自己的屋檐，我永远是个寄居者，婚姻也没有给过我一个"家"。我哪里会"搞家"？
　　说实话，见工的时候我没有多少诚意，我一肚子的不服气。我去"搞家"？我去做日本人的"女佣"？！
　　经过一个月零１２天的奔波，在我口袋里的钱花到只剩最后３０元的时候，我在深圳找到了一份我从没想到过的"工作"--在日本人TOKOLOSANG厂长家"搞家"。
　　在这个"家"里，我恪守规则，每早六点起床，六点半做好"全家人"的早餐。男人们上班后，我陪厂长的韩国籍太太索荣花去买菜；到各个政府部门办那办不完的手续；洗衣服；打扫房间；操持晚饭……
　　我很感谢索荣花。她使我在深圳那段似乎有些荒诞的生活，变得美好、珍重而值得怀念。白天，我们两个女人，在"家里"相助相依。我们不说话，因为谁也听不懂谁，但我们可以"疯"可以"闹"，可以手拉手地上街，可以轮流为对方吹干湿发……我们连比带划一天忙到晚，紧张、快乐而充实。我了解到，她是TOKOLOSANG的第四个"太太"。两年前，TOKOLOSANG把她从她打工的韩国工厂里领出来，给她的妈妈买了大房子，送弟弟到日本读书，又把她带到了深圳。在她的心目中，他是她的恩人她的依托。所以，２９岁的她真的深爱着５２岁、并有腿部残疾的他。每天夕阳西下时，她都要静静地站在阳台上，朝着他的汽车驶来的方向张望……她看着她的爱情，我看着爱情中的她，我的离乡背井、舍家别子的生活竟因之而变得美好起来。
　　就这样，在一年多里，我们每天重复着几乎同样的家事。回想起来，那段打工生活给了我很有益的锻炼。我学着索荣花的样，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决不讨巧懈怠。在这过程中，我的心变得诚实，情感变得纯朴，情绪变得平和。我本来不善与人相处，但我和索荣花却非常融洽。后来，她的离去使我第一次感到失去一个人会那么难受……
　　TOKOLOSANG被他自己的老板炒了鱿鱼，一位台湾人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让我至今一想起来就别扭：台湾来的黄老先生７０多岁，硬朗而充满朝气。他一到住所就对我说，我知道你是TOKOLOSANG太太的朋友，我们希望你能继续在这里工作。我跟自己斗争了两天。我想我应该辞职，我不能背叛索荣花。可是，丢了工作，儿子怎么养？生活怎么办？那两天过得很不是滋味，我和索荣花都回避着对方的视线。最后一个早晨，她敲门进来，指指她的头发然后坐到镜前。我拿起吹风机，另一只手托起她的湿发。我的泪水和着她发上的水珠一起流下来……
　　后来，经人推荐，我在深圳广播电台"月亮湾"热线节目客串过一段主持人。最初，我的感觉挺好，听众反应也不错。值得自慰的是，当时我是以我的真名参与节目的，而不是以"潘晓"。但是，时间长一点后，我自己的心理发生了障碍：拨通热线的听众中女性占多数，她们在各自的生活中遇到了种种困惑，真心指望能得到帮助；而我除了通过听筒讲些无关痛痒的话，并不能真正为她们做些什么。渐渐地我感到我的声音越来越空洞、矫情。终于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该闭嘴了！"就在这时，北京的亲戚写信给我：你的孩子上二年级了，为了他的前途，你还是回来亲自做他的监护人吧。
　　１９９３年春节我回到了北京。三年"淘金"，摸摸口袋，除了每月给儿子寄回抚养费，我总共只剩３０００多元钱。这就是我的所有收获吗？不！我收获了一个无法用钱买到的宝库，那就是我的被生活证明过的自信心。我终于可以对自己说：作为一个人，我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以堂堂正正的方式挣回自己的生活，挣回一个母亲的尊严。这一份自信就是三年"漂泊"给予我的报酬。

　　服装店老板
　　这一次，是要在自家门口重新开始了！最初，受一个熟人之邀，到他的时装公司去搞职业培训。又是一个耍嘴皮的活儿，没意思。我申请去搞业务，被派去满世界拉"代销货"。由于公司的销售场地较偏，很难有业绩。怎么办？我想，东西不好卖也有花色款式太陈旧的原因，弄点时兴的说不定就好卖了。我就用自己的钱，从商店买来三米五米的花布，回家加工成自己想像中既时髦又简单的小坎肩、一条松紧带做成的最随意的那种裙子。没想到，有几种款式还真受欢迎。
　　然而，公司的领导不认可我这种方式，认为这样挣"小钱儿"有损公司的形象。我于是决定自己干！ 　　西单灵镜胡同"女人街"。在那里，我跟一个朋友"合资"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摊位──３８号商铺。
　　因为我有八年羊毛衫厂的工作经历，我们就先从羊毛衫开始干。我俩进第一批毛线的钱是从我的一个同学老刘那里借来的。两万元，不多，但那是雪中送炭。记得我去取钱时真的在下雪。老刘把钱送到我手里时说："拿着吧，不用打条。要是打条的话我就不借给你了！"我和我的搭档用这笔钱购进了第一批毛线。我俩白天轮流站柜台，晚上扎进库房分毛线，经常是通宵达旦。
　　那些日子真是少有的辛苦，少有的全情投入。记得有一年，北京下了场罕见的大雪。为了省几个车钱，我俩还是骑车运线。寒风裹挟着大雪迎面扑来，打得人睁不开眼，只好下车推着往前走。我们两个"雪人"一路笑着、叫着、骂着，路人看我们像两个疯子……
　　大约不到一年光景，"女人街"因招商不力，无法继续经营。但就我俩而言，我们的第一脚踢得不算臭。一年下来，我有了５万元的积蓄。
　　１９９４年，有家大商厦招商，我和搭档鼓起勇气，带着自己早期的还十分不成熟的产品冲了进去，先代销，接着再做自己的专柜，居然成功了！几年下来，命运待我还真不薄，我搞定了一家店又一家店，在"百盛"、"蓝岛"、"SOGO"等大商场里都有了专柜……
　　现在，我的人生之路似乎已经"宽"多了。人们常常问我还有什么愿望，其实我的梦想还很多：我想把我的服装公司办得更有模有样；我想办一个"单亲母亲协会"，让所有无助的母亲，有一个可伸手求助的地方；我一直欠缺与他人分享生活的能力，我真诚地希望能有所改变；我还想开一个"雕刻时艺"那样的书吧，请朋友们常来坐坐……
　　生命不断，梦不断。我想，"潘晓"的话题也许可以结束了。但"潘晓"似的思考却永远不会停止。只要有青年，只要有生命，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哭着、笑着、骂着、唱着走下去！
　　　　　　　　　　　　　　　　
　　　　　　　　　　　　　　　　　　　　　　　　　　（选自《中国青年》）

潘晓之二自述：人生观讨论与我的２０年 　　
　　　　　　　　　　　　　　　　　　　　　　　　　　　 潘祎
　　２０年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如今，我利用互联网又在与那些据调查主体年龄在１８到２４岁之间的年轻人们继续着同样的话题。或许这是我无法打破的一种宿命吧。 　　　

　　成为"潘晓"
　　１９８０年，我在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二年级就读，专业是计算机程序设计。
　　此前，我的父母都支边在青海省大通县，我在北京寄居在亲戚家，性格也因之而变得孤僻乖张。考上经济学院后我从亲戚家把户口迁到学校，彻底离开了亲戚家。
　　１９７９年除夕夜，校园外的爆竹声响成一片，而校内漆黑一团，只有我在的宿舍亮着鬼眼似的灯。那时，极度的孤独和绝望充斥了我，整天便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昏沉沉。这样的状态愈演愈烈，直至是年５月３１日晚，学校组织的第一届"红五月歌咏比赛"正进行得热闹时，我在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
　　据后来同学告诉我，系里早就发觉我的情绪不对，派了人远远地盯着。看到我倒下，几个人飞奔过来，抬起我就往校门口跑。那天也非常凑巧，朝阳医院外科、口腔科、职业病科都是主任值班。后来据医生讲，如果有一个人当晚不在，我也就没了；而且，如果不是一个在当时还较为稀缺的大学生，也可能就不救了--因为我已停止呼吸……
　　如此，在经济学院那小得可怜的校园，我的事成了一个非常事件。我也成了一个"问题"学生。只有校团委李书记对我很照顾，多次找我谈话，对我表示理解和同情……
　　１９８０年４月７日午休后，辅导员程大省到宿舍找我，说是一个杂志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状况，到校召开座谈会，系里让我去参加。我到会场后，刚在门口落座，李书记就来对我说，杂志社的编辑要找我单独谈谈，说着把我领到了会场隔壁的办公室。里面笑容可掬地坐着的，就是后来与我结下忘年之交、当时在《中国青年》社思想教育部的马丽珍。
　　她说，是学校向杂志社推荐了我，说我轻生厌世，说我的思想和我的年龄很不相称，说我的一些言语在青年里具有普遍性。我先满怀戒备地听着她的叙述。后来就跟她胡说八道，语不惊人死不休地直说得口干舌燥，从下午不到两点说到了六点多钟。谈话间，她说起她也是江苏人，常州和宜兴挨着，我们算是老乡了；她的女儿上初中，但外语不好，让我业余时间给补习一下；我可以把她的家当成自己家，有空就到她家去，至少可以变换一下口味……
　　周日，我真的去她家吃了家乡饭，补习了英语。她让我把自己的人生观转变过程写一下。吃人家嘴短，我就写了。
　　再去她家，她说，编辑部已经决定搞人生观讨论，看了我写的那个玩艺，认为比较具有普遍性，不知我敢不敢拿出来让青年们讨论。
　　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讨论？我说。
　　再去她家，她说编辑部把我的那个玩艺，连同另一个女青年的什么文字，搞成了一篇引发讨论稿。油印的稿子在这儿，你看一看。我拿着那个油印件，到了当时在《中国财贸报》上班的堂兄那里，请他看了。他说，如果杂志社发这样的稿子，胆量不小；你在其中没有什么重要位置，应该问题不大。
　　于是，在不久后，"潘晓"出世了。
　　 　　
　　"自动退学"
　　学校得知我参加了这场讨论，变本加厉地找茬儿。程大省带我去安定医院作检查。一个实习医生在听了程对我病状的描述并与我交谈了不到五分钟后，就让我出诊室，交给了程一张我很久以后才看到的诊断证明："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学校据此命我休学一年，并委托我堂兄陪同我回到青海。人生观讨论开始时的那几个月，我在青海无所事事，只是与黄晓菊、黄帅写些书信联系。
　　我在青海呆着，越来越感觉不对劲。暑假中，我返回北京，校方不准食宿。我白天在《中国青年》社解决膳食，晚上像贼一样溜回宿舍。开学后，在杂志社帮助下，再与校方就复学展开交涉。学校又带我去安定医院，找了主治医生，这次诊断为："精神忧郁状态，建议试行复学"。我走进课堂，已是１１月下旬，大半个学期过去了，可学校仍让我跟班考试，我自然不能考好。
　　１９８１年１月放寒假，我再度回青海，父母对我的情况非常焦急，背着我给我的系主任写了封信。２月２日，经济学院党组给我父母回信，大意是："我们收到你们的信，经研究同意你们提出潘祎同学以自动退学的要求……"此后，就收到了学校关于我的退学决定。就这样，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推荐到了那场讨论中，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学校轰出了校门。
　　尽管家里告诉我，如果我不自动退学，就要被勒令退学，这样做是为了我好。我还是很气愤。我对家里说我要回北京，要再度就此事讨个公道。家里很是怕事，把参加讨论说成是我无知和冲动的结果，不希望再有什么意外发生，希望我能留在青海就业。当时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但我就像被活生生地埋了那样憋气。我那个从来不会认错的家长得知我的决定很是生气，便宣布自此与我脱离关系。
　　我只身回京，马上就遇到了实际的问题，如食宿、学习、就业等等。开始时，我住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一次，我发高烧，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更没有食物充饥，只是自己倒在长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着墙到盥洗间喝了些凉水，回到那椅子上继续坐着，直到退烧才走出候车室。在候车室总共住了不到十天，最后一个晚间的凌晨三时许，在睡梦中被一片嘈杂惊醒，看到几个警察在查票。轮到我时，一个年轻的警察用电棍对我指指点点，声色俱厉地叫我拿票，我说没有，他不问青红皂白地用电棍朝我身上挥舞着，我气急了，大声质问他有什么权利打人，把整个候车室的人都吸引过来看热闹。带队的警察过来，问明我的情况，解释了没有票不能在此留宿，次日起不要再来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立交桥下坐等天明，或是在前三门高层建筑里的楼梯拐角处蜷缩着，听到有人来，赶紧开溜，以免被当成什么人扭送到执法部门不明不白挨顿臭揍。
　　那时我每天的生活费只有６分钱，也就能买一个火烧。饿得不行，我就到餐馆里去，等人家吃完了，赶紧吃点剩饭剩菜。 　　复学的事终被当成了痴人说梦。学校的党办主任告诉我，不要找经济学院打官司，你的处理决定不是学校做出的，而是经过上边批准的；你如果想打官司就应该找中国青年杂志社去打！
　　多年后，我父亲给我看了经济学院经数系给他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关于您的孩子退学一事，已于3月12日办理完毕。潘祎可能想不通，他曾向中宣部、教育部反映过情况，领导上也很重视，经再三研究认为作自动退学处理比较合适……"
　　团中央信访处和中国青年杂志社马丽珍专门为了我的事找到我在京的亲戚处，请求能让我留宿，遭到拒绝。我的户口万幸还是落到了我的亲戚家，但所在街道办事处很明确地说我不能享受待业青年的待遇，只能与那些劳改释放人员同等对待。 　　我自己只好在某建筑工地偷偷当小工，搬砖和泥，赚取点劳务费。马丽珍的丈夫也为我找了个夜间看大门值班的活，干了十几天。最后，还是团中央、杂志社马丽珍与当时身为全国青联委员的北京第一家卖大碗茶起家的张占英联系，为我在前门联社安排了当装卸工的工作，住在仓库里。
　　 　　
　　入狱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１日上午９时许，两个表情严肃的男人来到我所在的前门联社，拿出一张传票，让我签了字，然后左右夹着我上了吉普车。
　　我知道是为了什么--当年五六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和司机到广安门车站提货，司机在我装完货后去验票时，偷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车开出门后才对我说，要我为他保密并直接将那玩艺送到了他住处附近的一个人家。中午，他叫我跟他到那个人家去拿钱，说是可以拿出一半借给我买英文打字机。
　　８月份，严打开始，他又找到我，再次请求我为他保密，并说如果事发我们俩一起承担责任比一个人要轻。我那时是完全的一个法盲，又讲义气，就答应了他。
　　到了预审室，我就按照事先与司机的约定讲了。没曾想，却被送进了看守所，一呆就是８个月。
　　自第二次提审开始，我就将真实情况予以陈述，却被声色俱厉地断定成不老实。我提出要请律师，但法院和看守所工作人员的置若罔闻和自以为是剥夺了我依法拥有的辩护权利。
　　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９日，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３月５日接判决书那天，我被叫到法院的一个办公室。一个样子很和蔼的女人找我谈话。她说她是《北京法制报》记者，"严打"在这里帮忙，受领导委托想进行犯罪调查。当我说我并没有犯罪时，她好像并不吃惊，只是进行着例行的采访。
　　后来，我在执行单位看到了她写的文章，发表在１９８５年第３期《文明》杂志，题为《潘祎是怎样走进"死胡同"的》。这篇文章，将我写成个一贯自私的人，说我的进监狱完全是"自我膨胀"的必然。
　　我对这种行径很是愤怒。为此，冒着被认为是不认罪服法而受惩罚的风险，满腔激愤又不无偏颇地写下了万言书《一个在押犯的自白》，转出来交给已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的家人，希望能找个报刊发表，证明我的清白。但是，以我家对于这种事情的惯常思路和处理方法，这份《自白》现在还躺在我的抽屉里。
　　从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到１９８４年５月，我在看守所过了八个月，其间除了接受提审时能见到阳光，其他时间都关在屋子里，脸色煞白。到劳改场后，又整日暴晒在阳光下，进行队列训练，纪律教育，下大田干农活。因为个高，排队在前，我被任命为小组长，干活要比别人更多些。后来，因为劳改态度尚可，又算个知识分子，我被调到劳改场教研组，给犯人教初中和高中数学。
　　教学中我意识到了作为培训者的我接受培训的重要性，便寻了个北京人文函授大学，请家人报了名，在狱中开始了该校法律系的学习，并在1987年取得了结业证书。
　　服刑期间，我与世隔绝，只是从书报上感知社会，以致于刑期将满时，我非常恐惧于即将出狱。我担心自己会像一个傻子那样只是个时代和潮流的局外人。
　　
　　 出狱之后
　　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０日，我迈出了监狱。
　　我从父母口中得知，他们在我出来之前很久就着手联系我的就业，但难度非常大，只为我找到了些抄写信封的活在家里干，每个信封１到２分钱。
　　我的第一份外出工作的机会，又是马丽珍给找的。她这时已在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她的一个同事的爱人在中国农科院就职，帮我找了一份给实验室刷瓶子的活，１个１分钱。
　　我的第二份工作还是马丽珍给找的。当年曾参加人生观讨论的一个人此时在《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里负责，我被介绍去做些跑腿打杂之类的编务。
　　１９８８年，我结识了校友贾湛。他在北京当时很有名气的某函授学校任职，并与一群人在搞《２０世纪文库》《现代文化丛书》等学术译著。我加入了其中。后来，他自己搞了个企业管理研究所，主要出版《企业家丛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我在狱中读的大量书籍此时派上了用场。我被指定为丛书的编委，虽然报酬很可怜，但毕竟是兴趣所在。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从抄信封度日涉足进了文化圈。在企管所的两三年中，我最自得的业绩是，从一个搞发行的门外汉，愣把一本４００万字的《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发行了１０万册。
　　１９９１年后的几年，我先后在原《中国青年》总编辑关志豪退休后办的《科技经济纵横》、人民日报文艺部办的《大地》、新华社办的《中国名牌》等杂志社做过发行负责人，但由于种种原因，皆非顺心如意。离开发行这一行后，我开始在各种官办的、民办的、合资的公司间频繁跳槽，管过人事招聘，当过广告经理，做过副总、总裁助理等等，学到了些现代公司运作的知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曾在一个假合资公司做过总裁助理。在此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感触。我后来给很多报纸写稿，曾写过关于能不能和老板交朋友、与老板共事的原则、朋友能不能一起共事等文章，其灵感和体会大多来源于此。
　　１９９８年，很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北京做人力资源的一帮编辑记者。开始时，我只是帮他们在电台做些人才节目，而后就更广泛地为他们写些这方面的稿子。不知不觉中，我就很不情愿地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而我过去不经意间从事的招聘面试工作的经验以及自己四面八方去求职的经历倒为我在这一行说三道四提供了很感性的素材，傻呵呵地我又成了个冒牌的人力资源专家。今年，因为朋友去了中华英才网，我便应邀在那上面开了个"老潘信箱"，回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各种问题……
　　２０年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如今，我利用互联网又在与那些据调查主体年龄在１８到２４岁之间的年轻人们继续着同样的话题。或许这是我无法打破的一种宿命吧。
           《青年文摘》